新冠大流行B面:看不见的心理创伤

在这两个月持续的疫情中，一段视频曾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夜幕降临，封锁小区的居民打开窗户，从亮着灯的窗户向外发出嘶嘶声，喊道。 波浪起伏，反射在垂直排列的大楼之间传播。

喊声所具有的意义和愤怒，或者孤独、苦闷，甚至单纯的宣泄。 这个场景，也是新冠灾祸中大众感情的缩影。

传染病大流行带来的不仅是公共卫生危机，也是社会心理危机。

据世卫组织统计，在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发病率大幅增长25%。

根据《柳叶刀》年的研究，仅2020年全球重度抑郁症病例就增加了5300万人，其中3500万以上为女性。

最大的受害者是儿童和年轻人。 对大型青少年群体来说，被瘟疫笼罩的两年，占他们最重要的成长阶段。 在他们被要求呆在家里，缺乏社会活动和户外运动的童年和青春期，这些年轻人的心理影响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这两年多来持续的大爆发带来的不确定性，从四面八方笼罩着人们的生活，造成了长期隐藏的心灵创伤。

不仅如此，如果所有人都不安，有些人会更不安。 如果把国民的心理压力能力看作正态分布曲线的话，原本在左端的脆弱群体，在瘟疫的冲击下会更加动摇。

其中包括濒临崩溃但无法言喻的底层劳动者、职业枯竭和压力障碍下的医务人员、自残和自杀率上升的青少年以及受精神疾病困扰的患者等。

濒临崩溃的人们

4月8日，小区关闭后的第10天，外面下着小雨。 出租屋里没有灯光，只有昏暗的餐桌一角。 一直在家的小李开始瞪大眼睛向家人炫耀。 因为自己的银行卡里有几百万，所以想回江西老家结婚开个酒席，买房子买钻石戒指……

"他一定又产生幻觉了"，小李想的妈妈吓了一跳，想和小李好好谈谈的朋友也感到了这种恐惧，小李一定有什么不对劲。

去年国庆节，从江西老家出发，单身母亲李敏搬到上海松江区的这个出租屋，想和打工多年的儿子小李同住。 之后，李想的弟弟也来和母亲的哥哥会合，他也打算在上海找工作，看着兄弟们互相合作，扎根在这个陌生的城市。

李先生又高又瘦，是一队卡车司机，负责把重物运到附近城镇的公司。 工作中，不仅要开车，还要帮忙搬运沉重的行李，从早到晚劳动的体力劳动让我筋疲力尽，每次深夜下班回来，我都偷偷吃妈妈准备的晚饭睡觉。

但是，日本有前景。 这位年近30岁的单身汉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每月收入8千~1万元，可以养活妈妈和弟弟。

但是，瘟疫改变了这一切。 突然，没有通行证，车不能上路了。 这也切断了小李设想的收入来源。 手头有数万元积蓄，付房租得买三口人的粮食，光开销没有收入，这三口人撑不了多久。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在家无事可做的李想，压力越来越大。

症状是从吵架中浮现出来的。 突然想买新手机，和李敏合着嘴大哭了一场。 李想自己应该为家花很多钱，接受犒劳，但被李敏阻止了。 李敏觉得解封再买也不晚，觉得儿子可能只是感到不满，就安慰他放弃了。

但是，谁都没想到的是，在那次吵架之后，小李所想的情况急转直下。 他开始不停地念叨自己要翻墙出去工作，怎么也阻止不了。 李敏开始隐隐约约地担心起来，她请居委会去看医生。 结果，李想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

吃药一周后，小李想的情况恶化，甚至出现了之前幻觉的场景。 他回家做酒席。 李敏叫他醒来，"但是醒不过来"。

"我儿子总是聪明懂事，为什么突然得精神病？ "李敏不明白。

温州康宁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唐伟介绍，李想的案例很典型，他代表的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

和上海一样，温州也有很多外国工人。 瘟疫以来，唐伟接诊过很多门诊兼职的患者。

他告诉八点健闻："住在城中村的底层劳动者，一旦发生瘟疫，就会被关在陌生的地方，出不来，也没有收入。 他们压力最大，常常处于崩溃的边缘，但不知道怎么去哪里找精神科医生。"

只有症状出现时，才能知道这个边缘群体的脆弱。 唐伟医生就诊的患者经常出现急性应激障碍，被家属和社区工作者送进医院。

急性应激障碍的症状包括吵闹、幻觉、被害妄想等。 如果不及时接受治疗，病情会恶化，甚至会伤害自己，伤害别人。

在静安区某方舱医院工作的家庭医生赵斌也遇到过感情激烈的女孩小米。 她不想打核酸检测，死活不肯离开方仓。

小米二十多岁的时候，从南部省份来到上海打工。 因为感染了新冠，她租的房子被房东收回了，老家的社区也不想接收。 核酸转阴后，她就会无家可归。

"我们是三个医生出来后才把她摁成核酸的，"赵斌说。 "进展不顺利。 这是生活问题，没地方赚钱，没地方住，我疏远她，不就是在骗人吗？ 童话吃不饱。 "

看到这些患者的崩溃，赵斌有时想起自己--天的班次从早上6:30开始，到第二天中午12点结束，总共是31.5个小时。

但是赵斌知道"自己还不是最忙的"。 他告诉八点健闻，上海在关门前进行大规模居民网格筛查时，一些同事凌晨一点两点下班，上午六点七点又上班，每天回来。

"这项工作远远超过了身体能承受的极限，进行心理疏导也没有用。 "赵斌不断对自己说，不能崩溃，决不能崩溃。

赵斌所在的方舱医院有200多名患者，3名医务人员负责全员核酸检测和其他医疗保障。 即使有一名医务人员离职，也意味着剩下的同伴必须承担更重的工作。

"上海医疗抗疫心理热线"心理咨询师秦海告诉八点健闻："一般来说，医生护士都是有节制的。 他们自己没有到失控的地步，也不会来求助。 向我们求助，一定是到了医疗们自己也防不胜防的时候，情况变得严重，感到失控了。"

秦海等人接到的电话中，有一位护士深夜在哭，心理咨询师们哭着对孩子的罪恶感。 那位护士和丈夫都在医院值班，留下上中学的孩子一个人在家。 她一次又一次地"想辞职"，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带回来继续照顾患者。

精神科护士也给秦海他们打电话。 那位护士告诉秦海，他们现在有一名医生和三名护士，照顾着90名精神障碍患者。 "精神压力太大了，受不了……"

伤口

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精神、心理、健康的影响，至少要持续20年以上。 这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陆林在不同场合表达过一个观点。

世界卫生组织的科学简报也指出："在COVID-19大流行的第一年，世界的不安和抑郁患病率大幅增加了25%。" 但对于这一数值，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也表示："我们目前掌握的有关COVID-19对全球精神卫生影响的信息只是冰山一角。" 。

"焦虑和抑郁总是通过瘟疫发生变化，但在瘟疫初期，由于对病毒鲜为人知，无论是医务人员还是大众，焦虑和恐惧情绪都占主导地位。 随着疫情的发展，人们往往会因其他由疫情引发的社会问题--，如失业、经济压力--而陷入抑郁情绪。 "北京安定医院的医生孟繁强这样告诉八点健闻。

2020年，孟繁强资助过北京小汤山定点医院，为其中医务人员提供过心理支持，近两年来，通过自己的门诊，该医生也不断观察就诊者的情绪状态。

社会减少、经济压力、恐慌和焦虑、孤独和抑郁、新冠引起的肺炎疫情控制不了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 而对于身处瘟疫风暴中心的人们来说，反复的印记最终会成为精神世界的血痕。

时间回到2020年武汉疫情时期，很多人还记得视频。 那是一个跟着殡仪馆的车边跑边哭喊"妈妈"的女孩，她的母亲死于新冠引起的肺炎。

随着社交媒体的迅速普及，令人震惊的视频数据在互联网之间不断交换传递。 不安、悲伤、焦急、恐惧笼罩着武汉这座城市的上空。 这个视频给很多人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冲击，但那个女孩的遭遇是瘟疫风暴的中心，是大精神创伤人群的切面。

至今武汉仍是全国口罩佩戴率最高的城市，无论是室外还是室内。 一位武汉地区心理咨询师表示，疫情破坏了很多武汉人内心的安全感，口罩是武汉人精神上必须的，象征着保护和安全。

去年2月，陆林团队在Nature子刊发表了一项研究，与洪水、911恐怖袭击等重大外伤性事件相比，传染病暴发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的综合患病率最高，他们的研究显示，这一数值为22.6%，几乎每5人中就有1人

这些PTSD是精神伤口外化，其特点之一是闪回。 患者与创伤相关的情景和内容可能在脑海里像电影一样反复、重演，而患者在生活中极力避免与创伤经历相关的事件和场景，甚至像失忆一样回忆不起当时的细节。

在长期痛苦、恐惧和紧张的情况下，如果不进行适当的相关干预，部分症状会给PTSD患者带来社会或工作场所和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些严重问题，严重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 因此，接受PTSD的患者往往面临更高的自杀风险。

疫情结束后，集中在武汉当地医务人员身上的伤口开始集中爆发，出现大量噩梦和闪回，患者插管的影像和各种电子设备的声音层出不穷，回荡在眼前，回荡在耳边。 一位医务人员一进医院，脚就发抖。

武汉疫情爆发时，当地医务人员八点健闻回忆，武汉疫情结束后不久，出现非常严重的睡眠障碍，每天只能睡3到4个小时，性格也变得易怒、脆弱。 和朋友吃饭的时候，经常会因为谈论前期的防疫工细节而突然崩溃，在很多人手下控制不住而流泪。 但是，时隔两年，她再次想起了当时的经验。 她只是默默地想了一会儿，"我不记得了。 "轻轻地说。

去年2月，自然杂志子刊的论文介绍了2020年初武汉疫情暴发3个月内武汉市和中国其他地区的超重死亡率。

三个月来，武汉市自杀死亡率为11.7百万人，而根据历史经验推算的预期平均死亡率仅为7百万人。

这意味着在疫情暴发的三个月里，自杀死亡率比预期上升了67%以上。 除武汉市外，湖北其他地区自杀死亡率(32.2百万人)也较预期(19.9百万人)高出很多)。

瘟疫越严重的地方，心理危机也越严重。 自杀是心理危机的极端情况，但也从侧面说明与学术界的认识一致。

不过，回龙观医院主任医师童永胜表示，疫情下大多数人，特别是未受疫情严重影响的人，疫情焦虑和抑郁情绪往往是短暂性的。

尽管如此，来自武汉的心理咨询师王云燕认为，承认个人受到的伤害和疼痛是非常重要的。 "承认并不是你的错，我们已经看到了你的经历和遭遇。 "

下一步是在不评价的前提下接受并保留，接受接受者的感情，给予安全感。 受外伤的人也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某事。 例如，成为抗疫志愿者，支持需要帮助的人，既能与他人建立联系，又能提升个人价值，产生良性循环。

王云燕想："虽然疼痛不能消失，但带着疼痛去看黑暗中的光。"

在瘟疫中长大

世界银行副总裁英国德墨特尔吉尔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造成了三个影响：新冠肺炎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就业不稳定和贫困，以及应该上学的孩子和年轻人呆在家里。"

在大流行的两年多里，最大的受害者是孩子和年轻人。 对大规模青少年群体来说，瘟疫的日子，占了他们最重要的成长阶段。 这段时间，对这个处于成长阶段的群体的心理影响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早在2020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 《被颠覆的生活》，说明孩子在新冠灾祸期间的遭遇。 报告显示，在新冠灾祸期间，求助热线的儿童在家中遭受暴力和虐待的电话数量激增，部分儿童患上抑郁症，企图自杀。

江西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王挺研究小组对本省5000多名高中生的调查显示，疫后青少年自杀意愿报告率(38.88% ) (疫前相关研究中学生自杀意愿检出率(23.9% ) )几乎高出一半以上。

许多专家表示，虽然自杀的想法与自杀不同，但鉴于自杀是10至14岁儿童和青少年的第三大死因，这些情况仍然值得关注。

来自北京安定医院和温州康宁医院的数字精神科医生同样对八点健闻表示，疫情爆发以来，他们就诊的非自爆性自伤和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患者数量明显增加。

江西、北京、温州都不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在某些地区，因为瘟疫而必须进行长期的禁锢，孩子们必须与自己熟悉的同龄伴侣隔离。 需要和两个互相熟悉到毫不掩饰缺点，却几乎无法沟通的大人生活在一起，摩擦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时候孩子正值青春期，父母已经进入更年期，两代人在一起生活所产生的摩擦，也可能会给这个家庭的亲密关系留下巨大的影响。

来自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心理热线接线员、资深心理咨询师告诉八点健闻，上海关闭期间，他也经常接到青少年的求助电话，最小的求助者刚超过十岁。

"一些寻求帮助的孩子一个人打电话，经由父母传达，或者在父母的陪伴下打电话。 其中一些人抱怨在家庭网络课上发生的战争。"接线员说。 "听网络课的时候，孩子们可能会投机取巧，偷懒，睡觉，玩游戏，失去规律。 一些小动作在封闭的家庭场景中被大大强调，被父母发现后，往往会产生矛盾。 除了网络之外，如果生活中有多重压力施加在孩子身上，他们会承载太多，找不到渠道，不能及时释放自己的情绪，可以选择自残、自残来表达需求和不满，极端的孩子宁愿去死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理咨询师王广海博士八点健闻表示，青少年情绪控制力低，行为冲动，青少年抑郁与成人略有不同，成人可能只是情绪低落，青少年可能是外化攻击行为，青少年

除了这些激烈的冲突，在封闭的青少年中，抑郁和焦虑指数直线上升也是不争的事实。 2020年初，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王继伟等对武汉市7890名12-18岁青少年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居家隔离期间，21.7%的研究对象报告焦虑，24.6%的研究对象报告抑郁。

王广海表示，小组在权威医学期刊Lancet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睡眠不规则、屏幕使用时间长、身体活动不足、疫情相关担忧，都会增加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的风险。

此外，疫情期间，家庭经济困难、父母精神压力、管教过于严格也不利于儿童心理健康和良好适应。 王广海还说："我们要特别照顾脆弱的孩子，特别是生活在贫困家庭的孩子。 他们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得到社会支持。"

贫困家庭的孩子在这个大流行中需要得到更多的东西，特殊教育的孩子在这个大流行中几乎成为最脆弱的群体。

一项来自香港的研究显示，在大流行期间，原本就有一些精神病，需要特殊教育的儿童可能会遇到中断的康复和药物治疗，这些情况都可能加重症状，对儿童的未来产生不可预测的影响。 此外，"如果需要特殊教育的儿童在学习过程中依赖父母监督，父母的压力会显著增加，最终可能影响父母的心理健康，导致虐待儿童事件的增加。"

针对疫情期间如何保持青少年心理健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杜松松建议："不要失去幽默感。" 他认为，在封闭期间，父母需要正面引导更多的孩子，营造轻松愉快的家庭氛围，"封闭也创造了一些机会。 例如，父亲的作用不够了，和孩子玩的时间增加了"

但是，即便如此，由于缺乏与同龄人面对面的社会活动，对在更多疫病中长大的这一代孩子的影响也很深。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姚贵忠向八点健闻指出，人是社会动物。 "上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社交，学生因瘟疫不能上学，短期内可能影响心理，长期缺乏社会化过程可能对青少年未来的人际关系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这场疫情注定会成为00后甚至10后两代人独特的成长经历和集体记忆。 无论如何，在这个黑天鹅频发的动荡世界里，最脆弱的孩子们是否得到充分的保护，几乎关系到世界未来的走向。